【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春节期间爆发，全球疫情也呈现扩散之势，多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限制我国人员入境，加强对从我国进口的设备、生产材料进行检疫等。分析当前的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将在一段时期内影响我国的对外投资活动。资讯将分两期分析疫情下海外投资活动需重点关注风险，疫情对海外投资活动影响及建议。

　　受疫情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与经营活动相关风险提高，主要涉及政策、经济、社区、劳务和法律风险五个方面。

一、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人员的出入境管制措施，即项目管理人员或劳务人员受境内隔离或出入境管制影响，延迟或无法抵达项目所在国从事劳务或者经营管理活动；二是针对项目设备或原材料进口的货物贸易控制，包括港口清关管控、检验检疫要求和强制物品征收或除害等，导致项目设备和原材料延迟入关，给已经处于建设期的项目执行或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本次疫情下政策风险有以下三个特点值得关注：

　　一是短期内，各国限制性和封锁政策呈逐步收紧趋势。新冠肺炎的快速蔓延给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美国、新加坡、意大利等相继宣布国家紧急事态，新加坡当局于2月7日将该国疫情警报从二级“黄色”调至三级“橙色”。预计随着疫情得到逐步控制，WHO解除PHEIC认定后，各国出台的临时性限制政策措施将呈现放松趋势。

　　二是各国政策措施对项目的直接影响可能相对隐蔽。目前疫情已波及全球，各国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可能出于对公共安全的担忧，通过检验检疫、停工排查、限制中国企业参与特定项目等隐性手段干预或征收中国企业投资项目。企业应密切关注东道国颁布的相应法律、条例和行政措施等相关政策法规。

　　三是从长期来看，本次疫情冲击可能促使当前单边主义和“去全球化”政策支持者借机发挥，形成长远的负面影响。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和英国“软脱欧”的初步实现，使得2020年初暂时呈现全球化一片向好的态势。然而，疫情的发生已经对这种正面作用大幅抵消。截至2月16日，已有133个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出入境管制措施，主要涉及航班调整或取消、口岸及港口管理、签证服务暂停等。政策导致的人员交流减少代表着以服务贸易驱动的高水平全球化模式受到影响。疫情带来的东道国政策压力将使走出去企业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努力弱化，如果外国投资者形成对疫情等流行病的经常性预期，将提高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风险成本，挑战我国海外企业应对政策变动和运营策略调整的能力。若海外投资项目面临长期政策不确定风险和供给冲击，可能反过来减缓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布局的进度，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

二、经济风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外贸活动受到较大冲击，经济第一季度面临下行压力。瑞银集团和高盛集团分别下调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增长预测至3.8%和4%。全球产业链与中国相关的上下游均受到影响，202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经济风险具体表现在：

　　一是宏观经济风险。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进口国和最大出口国，本轮疫情不仅对中国国内经济产生影响，也必将对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链布局产生冲击，各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已拥有全球最齐全的制造产业链集群，中国制造业已经深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随着我国产品在全球产业链的各环节渗透，区域间的经贸合作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形成了复杂的全球商品制造和交易网络。在此全球化网络中，当前疫情防控带来的我国企业停工减产、工厂复工延迟，将快速延伸到全球贸易和生产分工的其他链条和环节，直接和间接影响诸多国家相关产业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需要企业密切关注项目所在国宏观经济波动。

　　从全球产业链来看，我国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间环节，位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上游的关键位置。受此次疫情影响，跨国企业巨头或许纷纷调整从品牌、中间品分包到产品销售渠道的全球组织结构和供应链布局，这可能使以中间品生产和加工方式嵌入全球生产链的中国制造业陷入困境。疫情的影响将沿着国内生产分工体系向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生产链扩散，美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全球生产联系网络中的重要国家将受到较大冲击。

　　由于近年来我国企业已经将部分产能和供应链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企业在防范和化解疫情引发的局部经济波动的同时，应顺应全球供应链调整适时改变投资战略，优化全球范围内要素资源配置格局。这对我国企业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改变关键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的被动依附地位，既是风险，也是机遇。

　　二是通货膨胀及汇率风险。

　　作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中国此次控制疫情各项措施使境内和海外消费受到明显冲击，进而引发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0年1月CPI同比上涨5.4%，环比上涨1.4%。中国大宗商品指数（CBMI）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达到102.9%，连升至近十个月以来最高。受第一季度通胀压力的影响，企业应警惕通胀攀升的风险，在项目可行性评估过程中，充分考虑通胀对项目经济收益的影响。

　　从利率和汇率层面来看，为减轻经济运行压力，央行逆回购操作释放流动性使隔夜、7天和3个月SHIBOR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国债利率也呈下行趋势。根据利率平价，国内利率下降将引发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市场上可能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企业应注意避免外币汇兑损失，适当对冲外币汇率风险敞口，防范汇率波动风险。

　　三是融资风险。

　　疫情蔓延引发的经济下行压力传导至银行体系，将给银行信贷需求和资产质量等带来负面影响，银行系统面临的不确定性陡增。一方面，受中美经贸摩擦等内外部不利环境影响，2019年中国经济处于结构调整期，全年经济增速6.1%，为近三十年最低，银行体系也因此出现大量贷款违约，银行体系韧性面临严峻考验。根据压力测试，标普集团预计疫情的持续发展可能导致今年我国银行系统坏账率高达6.3%，新增约8000亿美元不良资产账面价值。另一方面，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我国经济供需两端均受到严重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最大，众多中小企业面临巨大沉没成本压力，库存积压、资金紧张等经营困难将令其经营性贷款压力增大甚至出现违约，本地银行不良资产压力可能增加。据银保监会表示，本次疫情将使小微型企业不良率有所上升，但整体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可控。

　　银行体系的资金压力可能传导至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业务，影响海外投资项目的融资空间和融资成本。目前，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密切配合各地政府对抗疫情，集中保障疫情防控重点企业的融资需求。鉴于当前我国银行业缺乏充足的资本支持大幅信贷扩张，相应针对企业海外融资的资金空间可能受限。在央行释放流动性的背景下，不少国内商业银行通过降低贷款利率、结转债务和免除相应费用等救助困境企业，国内贷款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可能进而将利润压力转移至海外贷款。对此，海外投资企业应做好融资预案和融资风险评估，应用多元化投融资工具，以免资金成本上升和融资链断裂影响企业海外项目进展。

三、社区风险

　　随着全球多发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恐惧加剧了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但是，多国政府呼吁本国国民停止与疫情相关的反华仇外情绪。比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呼吁国民停止因武汉肺炎煽动反华仇外情绪；印尼信息与通讯部长佐尼•帕拉德严厉打击任何散播武汉肺炎的虚假新闻，及时控制民间反华情绪；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舒曼表示对我国防疫举措的肯定，并对我国给予支持。虽然部分国家政府在控制反华情绪上作出努力，但仍应警惕借疫情释放反华情绪和种族歧视的行为，对海外投资项目管理人员或劳务人员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四、劳务风险

　　一是入境限制。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籍人员采取的入境限制主要包括隔离14天，禁止入境，拒绝登机等。这些措施均会对在建项目和新开发项目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建设中项目而言，部分中方管理人员或劳务人员回国过春节，入境限制使其无法返回项目所在国，影响项目的实施进度或者工厂经营管理；对于新开发项目而言，入境限制会影响相关人员对海外项目现场考察或投标、谈判。

　　二是人员签证受限。包括捷克暂停开放中国签证中心至16日，关闭武汉签证中心；印尼暂停对中国大陆公民和入境印尼前14天内到过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士的落地签和免签政策以及暂停发放相关访问签证和居留签证；美国自2月3日起暂停所有赴美签证服务，重启日暂无规定；德国自2月3日起暂停所有签证，预计17日重新开放；俄罗斯关闭在远东地区的中俄边境，并限制对中国公民签发签证等。

　　三是劳工政策限制。目前尚未有国家和地区出台劳工政策限制。但是绿地投资中设厂等海外投资活动，需要大量劳务人员到场，不排除东道国政府出于对疫情的担忧，临时出台缩减劳工配额等劳工政策。

五、法律风险

　　一是履约风险。由于各国针对中国籍人员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和升级进出口检验检疫管理，导致部分海外投资项目人员、设备物资无法顺利通关入境，或者部分境外工程承包项目业主可能拒绝承包商与中国分包商和供应商签署分包、设备供货合同，最终导致我方无法按合同规定按时完成。履约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取决于各国法律对不可抗力的解释，以及本次疫情的持续时间。

　　二是法律法规变动风险。海外投资项目所在国出于对疫情的担忧，并且随着疫情在所在国的发展变化，可能会颁布临时性的法律、法令、条例或采取相关的行政措施，尤其是对于本身法律体系不完备的项目所在国，中资企业应警惕疫情导致的法律法规变动风险。

raybet雷竞技入口 联络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机构合作部编制

2020年2月27日

　　联系人：中国信保机构合作部　梁磊（13520189993）

　　　　　　raybet雷竞技入口 联络部　　宗君（13401059937）